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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I wish you were here…”
唐蔚倩 認識方荘的第一天他就帶著臺相機，那天的記憶是一張集體照。如今那臺佳能AE1-Program放在書架上有二十多年了。我們用攝影記錄生活，記錄時間。數字時代讓這樣的記錄來得更容易便捷。方荘亦是如此，過去十幾年的“時間”記憶都存在了幾個移動硬碟裏了。當陸續把這幾個移動硬碟裏的影像文檔上傳到雲裏，才發現累積了有近8萬張照片。 方荘是一有機會就按動快門的人。以前總好奇日常裏哪來這麼多值得拍的美景？月臺候車人的背影、博物館展廳一角的保衛、路上的行人…… 這些稀鬆平常的人物總能觸發方荘按動快門。原來攝影可以是只為記錄瞬間心血來潮那一念的。 影像裏最多的是方荘在紐約的街拍。方荘說喜歡紐約的街道，更喜歡紐約街道上的人。朝九晚五的生活很是適合我倆都有些惰性只求簡單的性格。我們倆人公司離得近，每天早晨都會在中城同一個地鐵站下車、互道“再見”後，一南一北各自出站上班。街拍的一大部分就發生在這段日復一日從地鐵站到公司的來回路上。對於方荘，紐約街頭永遠不會缺少畫面，只是有沒看到罷了。毫無疑問方荘有一雙能發現日常裏有趣風景的眼睛。 在開始日常街拍前一二年，方荘有試著重拾畫筆來打發業餘時間。按方荘的話說“純為了好玩”。沒有大塊的時間創作，作品出得慢。往往一副畫沒等完成，就被新想法推翻了。於是就一路的改，改題材、改尺寸、改風格。從Jenny Saville的頭像到Antonio Lopez Garcia的現實主義…… 好玩勁過去了，方荘倒也不堅持，轉身坐電腦前研究會兒攝影。現在書房裏還留下一堆未完成的畫，和一系列為畫作準備的照片列印稿。想來也不能說方荘缺少耐心，要在一份全職工作之餘的碎片時間裏，把一個瞬間抽象的靈感呈現在平面畫布上是不容易的。反而和畫畫同期開始的地鐵速寫倒是挺合方荘的心意，一直畫到2019年初確診ALS後才停下來。九年時間裏留下了大大小小整整二十本速寫。 “紐約地鐵的好是人多，又互不打擾。坐在地鐵一角速寫，同其他人目光交匯，最多得到一個無聲的拇指。想地鐵了……” 這是方荘2020年3月寫在推特上的幾句話。 不特別記得方荘什麼時候喜歡上街拍的。算來應該是2013年初準備買那臺Sigma DP1 Merrill小相機的時候。之前那兩臺Nikon D90和D800E都不適合每天隨身携帶，也由此2013年之前的作品更多的是在旅行路上。我喜歡那些在路上的影像裏所顯現出的帶著不同顏色、不同溫度、不同氣質的城市和城裏的人。 “錫耶納也是一種顏色名你知道嗎？” 我一臉懵當然不知道。當我氣喘噓噓爬上錫耶納市政廳的塔樓放眼望去時，方荘對我說: “你眼前的顏色就是錫耶納。” 跟著一位藝術家旅行總能不知不覺漲知識。希臘米科諾斯島也有它的專屬顏色Mykonos Blue。這藍只是顏色嗎？那躺在碼頭護堤牆上的人為什麼給我種說不上來的慵懶的Blue呢？藍色是顏色也是情緒。我喜歡！我知道你也喜歡。當我再次找到這張照片的時候，發現你為它打了5星。雨後那不勒斯老街是潮濕的黑灰色，迎面拿著鮮花牽手走來的年輕人帶著南意陽光般熱情的笑顏，用如火電閃般的目光對視你的鏡頭，畫面裏完全沒有老街的陰鬱；你說布拉格有點做作，倒是不妨礙你同樣以溫瑟拉斯廣場為背景，拍張自己戴著手表的左臂，向大師約瑟夫· 寇德卡致敬！ 方荘喜歡在網上琢磨各類最新器材資訊和測評論壇，但他從來不是一個器材控。更新、添加器材頻率不高，也都普通。過去大部分的時間就只用D800E和 Sigma DP1 Merrill兩臺機器，後來增添了一臺Fujifilm X100F。有了那臺Sigma後，方荘每天帶在身上。就連週末出門散個步也帶著隨手拍。方荘喜歡Sigma是因為它特殊的感光器在技術上更接近膠片的感光原理，成像品質也更接近膠片。機身小巧，28mm的定焦和鏡間快門都相當適合街拍。這些是方荘當初給我做的技術掃盲，我居然還記得住。拿著相機對著陌生人拍是需要勇氣和技巧的。為減少對攝影對象帶來的不適感，方荘不怎麼看取景器，調個合適的光圈，放在胸前隨手按。算是 “胸有成像” 吧！有趣的是對Sigma的優點有多愛，方荘對它的缺點就有多惱。能為一臺相機準備8塊備用電池也就他了。記得15年冬天我們在布拉格，一路上沒多久就要我停下來，等他換電池。見他一邊換電池，一邊罵罵咧咧 “50張都沒拍到……” 每晚回到酒店第一件事，就是滿房間找插座給一堆電池充電。 方荘留下的照片，我以前看過的大部分是有做了後期的。還有許多原始圖像等著我慢慢去看。每次Road Trip或旅行回來照片太多，隔一段時間方荘會選出部分做了後期的，叫上我一起看。邊看邊問：“顏色調了靈伐？” 表情裏滿是對自己後期功力的得意。我當然佩服方荘，他從來沒有專業學過電腦設計，全憑自己的天分和興趣自學成才，在工作中獨當一面。影像處理的過程是方荘和過去時間，和這個世界的溝通方式。畫面裏有方荘的氣質！ 坐在方荘的電腦前整理他的照片，常常會迷失在過去時間的碎片裏，開個小差。午後的陽光穿過百頁窗簾，落在書架上形成一排斜斜的光影，想著眼前這同樣的光影也落在過方荘的眼前。“I wish you were here…” 音樂臺響起Pink Floyd這首老歌。你在嗎？！ 照片還在，記憶還在，星空還在，當然，還有愛！ 2022年3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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勉为序
杨康荪 方莊 2019年 大英博物馆 小唐摄 老孟等倡议为方荘印一本影集以资怀念，善莫大焉！ 老孟又让我为影集写点文字，我没推诿。方荘没有很正式的葬礼，而我确实很想说些什么，说说我眼中的方荘，说说我们一起经历的时光。 2019年4月初，方荘电话告诉我他到上海了，还说他住在某酒店。我“哦”了一声，心里寻思这家伙怎么不住家，突然奢侈起来了？ 他在年前动过一个非常早期的肺癌手术，因此一小时后我按酒店门铃、进入他房间后的第一句话自然是： “身体好吗？” “不太好。” “怎么啦？” “我得了ALS。” “什么？” “中国人叫渐冻症。” 见我还是一脸困惑，小唐一旁解释： “就是霍金得的那种病。” 我脑袋一下子懵了。 我和方荘结识于1979年老孟、万梁当家成立的师院业余美术组。 “黄埔一期”学员包括中文系俞建中、黄河声、体育系的吴小高、化学系杨潇贝和历史系的我。黄埔二期除了蒋雄一、刑锡安、刘迟、韩晓、郑耀华等，其他人我接触有限。化一、方荘常来美术组施教，由此彼此结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化一施教最认真，老孟次之，方荘纯粹捣浆糊。 10年后方荘、老孟、还有我，挤在剑鸣那辆二手红色韩国小车里，前往巴尔的摩，一路上点评当初美术组里谁最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。结果3比1，方荘名列榜首。77、78届师院美术系同学我熟识的不多，但凡我所认识的，提起学生时期的方荘，无不一褒一贬，即：悟性和才气卓绝，学业则荒散郎当。 方荘确实是我认识人当中悟性最高的，尤其在艺术方面。自从我开始写剧本，我们俩经常为不同的观影感而吵架，甚至在武汉封城前我飞抵纽约、住在他家的那段时光。为此我高兴，为了他没为身体每况愈下而忘了激情。多年前他给我看他画的纽约地铁中人像速写，那些个为生计而奔波的麻木神情及其体态，均抓得相当精准。我催他静下心来将它们画成一个油画系列，直到有一天他给我看他抓拍的纽约街景。在那一刻，我意识到他终于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Medium and Form. 看过大都会博物馆后，留居美国的大陆画家，大多变得不会或者不敢画画了，方荘并不例外。看画的眼光变凶了，但随之而来的是眼高手低的苦恼和彷徨，方荘也陷入这类困境，并且历时很久。然而，多少年之后，我终于在方荘的影像世界中，看到了一种平民式的普世同情，一种佛家味道的一花一世界。 他的每次按键，每个frame，记录的不仅是被摄对象——不管是人是物是环境——的瞬间状态，更投入了属于他自己的道德价值判断，以及一种可以无限延伸的故事性空间。颜色、构图、影调、光线、时空等技巧性的东西，无不为之伴舞和呼吸。 如果方莊还活着，他十有八九会对我说：“No, No, No，这些人物、光线都是自动进入我镜头的；在我眼里只有线条、色彩、光影，节奏，不管有人没人；我的东西从来没有主题，也不需要诠释。”我当然会反驳：“老兄，你就装吧！你现在玩的不是可以无中生有的画画，而是摄影；不是摄影棚里摄影，而是街拍：所以你必须选择，并且是带着你主观移情的选择：一句话，没有选择，就没有抓拍！”如果小唐也在一旁，毫无疑问，她必然会一如既往地站在她老公那一边，冲我直摇头。 方荘也是我认识人当中最纯真的。他讨厌为钱而竞争，尤其和认识的同行。我在FIT读书时，暑假间常和方荘搭档去曼哈顿街头画肖像，自然不时会遭遇街头画家互相间抢客的不愉快场面。每当雨天或气象预报有雨，方荘来电说“今天不去了吧？”的声音，总带有一丝阿Q式的自我解脱。（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？） 方荘甚至不好意思和人讨价还价，即使为了买房大交易。结果还是我作为他的律师，替他砍价砍去了几千美元。 方荘看影像的时间，远超过他读字的时间。他读小说，和中文系的依群等写作朋友多有来往，但对理论性的东西不肯花功夫，似乎是天性所使然。我写的《宋代绘画史》，剑鸣和老孟均爱看，为此打我电话打过许多次。方荘那边则石沉大海，就像此书我忘了给他。我曾当面质问：你到底看了没？他给我打哈哈。 方荘和他舅舅严国基、舅妈徐元清很亲近，到美国后在他们家住过相当一段时间。我随之和国基很要好，甚至连带着和国基的兄长宏基也有了真正的忘年之交。我们肆无忌惮谈笑风生时，方荘往往很乖巧地以小辈姿态在旁当听客。我告诉方荘：武打小说人物拜师每逢辈分冲突，往往可以各交各的。他透过他那椭圆眼镜，朝我瞪眼。 方荘很幸运，找到小唐当老婆（不知起于何时始于何人，我们这一帮子人多在彼此夫人姓氏前加一“小”字而直呼之，俗不可耐，但夫人们从不抗议）。上世纪90年代方荘和我时常回国做室内设计。有次在上海机场候机回纽约时，他突然诡秘一笑，说发现个他很喜欢的女孩，长得很像日本人，说完就给我看小唐的相片，还追问“像不像？像不像日本人？”。我骂道：怪不得最近打你电话老不接。小唐到纽约后，小两口生活一直很温馨很幸福。是那种价值观百分之百契合以及灵魂彼此映照的幸福。我常说他俩是“一对相互依偎在沙发垫上闭眼晒太阳的小猫”。 方荘得了ALS后，小唐对方荘无微不至的看护和刻骨铭心的关爱，不管是体力上还是心理上，都为我所仅见。我对小唐说方荘有你为妻是他的幸运，小唐回以嫁给方荘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幸福。 方荘不是一个善变的人，就像他那张永不见老的娃娃脸。但在心态方面，就我感受而言，在他身上发生过两种变化。 第一种变化是在价值观方面，在纽约待久了，他愈来愈美国化了，如同他设计的Polo领带图案。为此我们常有争论，但在厌恶特朗普这一点上，我们空前一致，二人轮流骂。 他的第二种变化，则见于他得知身患ALS之后。“我已经想明白了”，这句传达其面对死亡之态度的话，他先后对我说过两次。（他上海话原话是“唔已经想清爽了”）第一次发生在前述的酒店，他说自己已被诊断为ALS之后。几天后和好好以及也在上海的建刚伉俪一起用餐，方荘谈笑如常，尽管当时他拉夹克拉链的手指动作，已经有些困难。第二次则在纽约他家，说这话说得颇为突然，我一时无以为对。方荘过去每有恙，往往会明显的焦虑不安，但这时候我眼中的他： 对每顿饭后咖啡异常讲究，还嘲笑我喜爱袋装速溶咖啡； 每天洗头，洗得缓慢而认真，同时贬我不爱洗澡之陋习； 理疗师、护士、社工每周轮番上门，他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，虽然已十分疲惫，还是带着耐心的微笑； 小唐和我搀扶他入浴，他说“让康荪看到了，难为情”。被他这么一提醒，我对他下身惊鸿一瞥，回道“比我想象的大”，于是一起喷笑。 白天的时间，除了用餐，他一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事故的电视剧，看美国人为何抵制任何疫苗的纪录长片（当时纽约尚无COVID-19病例），如此关切和沉浸，似乎完全将自己的病情抛诸脑后。 周末有些亲友来看他，包括国基的两个儿子、建刚夫妇、我纽约律所合伙人Dennis，没人会多提他的病。与之相反，方荘往往会关心访者个人或家庭的事，问得很自然很仔细，总是给出赞赏或鼓励。 如果他不是真“想明白了”，以上场景都不会发生。我在他家住了25天，预测中很可能发生的暴躁、颓丧、抱怨、绝望，均未在他身上发生，一次也没有！方荘去世后我几次问小唐：面对死亡，心态能如此平和，他怎么做到的？小唐说他想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过，我想应该beyond that，应该还有一个我当时不敢问、现在已无法知道的心理历程。我目睹过文化人平时对 “好死不如歹活” 说法嗤之以鼻、但在去世前你向他说 “仍可治愈” 之类安慰性谎话、他都会选择相信的多次场景。方荘完全不是这样，他是真的想明白了。他是我认识人当中唯一能抵达如此境界的人，没有第二个。 方荘身体每况愈下后，医生建议小唐与方荘聊一下：在病情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，方莊是否愿意接受有创呼吸系统？方荘不想接受这类措施。当时方荘已失去说话能力，见小唐伤感，通过眼动仪屏幕对小唐说”适应改变，我陪你。” 都说时间可以抚平悲伤，但Eric Clapton在儿子去世后所写《Tear in Heaven》歌词有这样一段：…
方庄 